第1187章.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始末(2)
铁列克提之战(中篇小说)张宝同
“我默默地消沉了好几天,可是,几天之后,领导通知让我参加塔城军分区召开的学习***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。我非常不愿意参加,因为我的心情非常不好,也不想在大庭广众面前丢人现眼。可是,我又不能回绝,因为组织需要我来为大家做典型,而我也需要用这种场合来为自己表明身份。我要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英雄,不是苏军的战俘。
因为我要参加,大会特地选在了军分区医院大礼堂进行。当我被两名士兵搀扶着进到会场时,全场起立,掌声经久不息,‘欢迎同胞回国’的口号如山呼海啸。此时,珍宝岛边防站长孙玉国与***握手后高呼着‘***万岁’的场景浮现在我的眼前,我就用右手高举***语录,高呼:‘***万岁!万岁!万万岁!’
我上到了主席台上,按照军分区政治部给我写好的发言稿念了起来。为了表现我与苏修斗争的英勇行为,‘被俘’一词被改成了绑架。会场上坐满了从各个单位来的战士,但场下却是十分地安静,战士都伸长着脖子在专注地听我做报告。当我做完报告,就有人带领全场人愤怒地高喊,‘打倒苏修,打倒新沙皇!’可是,会后,我就在想,没想到塔城军分区有这么多人,可打仗时他们都去了那里?
之后,我又被各个边防站请去做英雄事迹报告。开始,我做报告时还是看着稿子,结结巴巴地念着,到后来,我都不用看稿,就能慷慨激昂,声情并茂地进行演讲。在连续两个来月的巡回报告中,我又再次地找回了那种当‘英雄’的感觉。
本来,在我被俘之后,组织上的阵亡通知书还没有到达我父母的手中时,和我一起当兵的同村人已经把我牺牲的消息写信告诉了我的父母。很快,全村人都知道我已经为国捐躯了。我全家悲痛欲绝,我娘哭的死去活来,村里的老婆娘们也跟着在一起都哭过嚎过。家里人说我1960年没有饿死,1969年却打仗死了,好歹是个烈士,就把我的照片放大挂在家里供村里人平悼了一个多月。
当年部队干部牺牲的抚恤金是补发6个月的工资,再补加一次性抚恤金280元。这样算下来,干部遗属能领取五六百元的抚恤金。战士牺牲的抚恤金是三百元,由当地民政部门发放。由于塔城与内地路途遥远,很多烈士的家属没有来现场参与辩识。主要是烈士遗体肢体不全,高度腐烂,不宜让家属辨识。
可是,这时候那个同乡战友又来信说我没有死,被苏联人抓走又放回来了。我爹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慌了,因为我人没死,可公家给的抚恤金已经花完了,这不是在骗取国家的钱?好在人还活着,钱就不是问题。所以,我爹当天晚上就乘火车来了新疆。
当时火车只通到乌鲁木齐。乌鲁木齐离塔城还有600多公里。军区竟然出动了直升飞机把我爹从乌鲁木齐接到了塔城军分区。当我父亲从直升飞机下来时,看着迎接我爹的士兵‘拍’地一立正,毕恭毕敬地给我爹敬礼,把我爹称为‘英雄的父亲’。这种郑重而有力的行礼只有在战士们见到了重要的首长时才行使的。这让我感到非常地激动,觉得自己给家人争了大光,觉得过去受的伤和吃的苦都是非常地值得。
10月1日,我又被军分区派去乌鲁木齐参加建国二十周年大庆,并被安排在军区总医院进行疗养。那天下午,我刚做完报告,就见一个熟悉的面孔来到我的面前,对我说,‘袁国孝,你现在是咱们军区的大英雄了。’我一看是我们边防站的卫生员丁殿勋,就高兴地握着他的手,说,‘这是组织给我的荣誉。可我还是普通一兵。’
他因伤病刚从塔城军分区医院转到军区总医院住院。因为我们俩人都只有17岁,是战友,又是病友,所以,就有许多的共同语言。他显得有些恢心,说,‘我真倒霉,因为受伤没能参加这次战斗,别的战士都立功受奖,可我连个嘉奖都没有。’说着,便长长地叹着气。我安慰着他说,‘你还年轻,又懂得医学,以后会大有前途呢。’可他还是很悲观,说,‘有啥前途?那象你现在都是军区有名的大英雄,跟珍宝岛上的孙玉国一样,过不了多久,就能当上排长连长,再不用回到农村老家了。’
我当然也有这种期望和憧憬,但我知道我跟孙玉国还不一样,人家是真正的英雄,是跟苏联人硬碰硬打出来的,而且是打了胜仗,为国家立了大功,争了大光。而我是被苏军俘虏的,所以,从这点来说,我就不能跟孙玉国比。我问他以后啥办。他摇了摇头,说,‘我也不知道,只能回部队好好干吧。’
我在军区总医院疗养了二十多天,到了十月下旬,军区派我去托里做巡回报告。我就带着父亲一起去了托里,进到了烈士陵园,看到一排两行的烈士陵墓,我数了数一共是28座。我们在无名高地上有26个人,牺牲了25人,还有3名记者也牺牲了,我是个唯一的幸存者。他们中最大的是裴映章副站长,37岁。最小的是和我一起从河南柘城县来的8名新兵战士,他们只有17岁。他们是第一次上战场,也是最后一次上战场。在这些烈士中,除了三名记者被追记一等功,其他人都被追记为二等功和三等功。我也被记为二等功。
到了李国桢的墓地前,我感慨万千:这里原来是我的墓地,现在已经改成是李国桢的墓地。我和父亲站在李国桢的墓碑前,两人抱头大哭。哭过一会,我对着墓碑说,‘李排长啊,本来是我在墓地里躺着,可现在却是你在里面躺着,对不起呀!‘
这次托里之行,对父亲的情绪影响很大,对我的人生也影响很大。当天晚上,父亲就闹着让我回家,不让我在部队干了。可我在部队里干得正红火,前程远大,我不能就这样地把自己的前程给断送了。可父亲一边哭着一边叫着我的小名,说,‘你是要你妈,还是要你的前程?’
父亲的哭闹让我心里很乱,也想了很多。突然间,我对到处给别人做巡回报告感到了厌倦:这到底有啥意思?我被俘本来就不是件光彩的事,有啥可向别人炫耀的?特别是战友们的牺牲对我的触动很大,他们人都不在了,还会考虑什么前程?
我很快又回到铁列克提边防站,随后不久,又来到了塔斯堤哨所。其实塔斯堤哨所和丘尔丘特哨所都属于我们铁列克提边防站管辖。说到塔斯堤哨所,没啥人知道,可是要是说到‘小白杨’哨所,肯定会有很多人知道,就是阎维文唱过的那首‘一棵呀小白杨,长在哨所旁’的那个哨所。6.10事件中被苏军开枪打死的女烈士孙龙珍的墓地就在我们哨所100米的地方。在这个地方我一直服役到72年初,然后复员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家乡故土河南省柘城县慈圣公社孔庄村。
村子还是原来的村子,土地还是原来的土地。我家的那几间残破的砖瓦房还是原来那个样,只是比前两年更加地破败与陈旧。这个地方我过去总是嫌它贫穷,嫌它枯燥,嫌它辛劳,想着永远地离开它。可是,我在外面转了一圈,又回来了。不知道是它在讽刺我,还是我自己在讽刺自己。但不管怎样,在离开它两三年后,再回到它的怀抱,我还是能感觉到它对我的深情与眷恋。
我站在村头,望着这片广阔、干黄而贫脊的土地,心头禁不住地涌起一种想哭的冲动。这片土地,千百年来,承载着我们祖先多少代人的辛劳和苦难,也给了我们多少的收成和回报。有多少人为了想过好日子,离开了这里,可是,我是离开过这里的人,我再也不想离开这里了。我愿意把我一生的辛劳和汗水都奉献在这片土地上。
回村不到二十天,我跟外村的一位姑娘结了婚,婚事是我父母早就给我说好的,我看过她的照片,她也见过我,我们算是自由恋爱。从此,便扎扎实实地开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。我从小就是农民,但那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,因为我还是个学生,可是现在,我就跟父亲一样了,整天在生产队的地里干活挣工分。
部队的生活和经历对我的性格和人生影响很大。可以说改变了我整个人生。过去,我是个性格开朗,爱说爱笑的人,可是现在,我变得寡言少语,常常还会无端地叹息和忧伤。在劳动间隙或休息时,常常会有人要我讲在部队时的战斗故事和生活经历。我总是非常地不情愿,因为这些故事和经历会引发别人的联想和提问,而有些联想和提问又是我不愿意触及的。
其中一个最容易让人引发好奇和疑问的问题,那就是我为什么是战斗英雄,却没有入党,没有提干。这个问题曾困扰过我很长时间:几乎所有的战斗英雄都得到了提升,孙玉国参加完九大就直接从连长提升到团长,而我们边防站的李永强排长也在6.10事件后调到别的边防站当了连长。可我没有,而且连党都没有入。这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,但是后来,我终于想明白了,我不能提干是因为我不能入党,而我不能入党是因为没有人给我当介绍人。因为没有人知道我在被俘时的真实表现,所以,也就没有人敢冒这个风险来介绍我入党。这事曾让我苦恼和迷惘过很长一段时间。可是,再苦恼和迷惘都没有用。现实就是这样,谁也无法改变。
没过很久,让我担心的事情就出现了。我开始听到了风言风语,说和我一起参加战斗的人都牺牲了,而我被苏军俘虏了,如果我没有叛变,苏联人不可能把我放了;如果我是英雄,为什么没有入党提干?而且,这种事情在人们的印象也都是顺乎自然的事。对这种传言,我也曾想去解释和阻止,可是,后来一想,这样做只能是毛笔描字,越描越黑,所以,我就不予理睬。
可是,那天晚上,我表侄女跑到我家,对我说,‘叔呀,玉兰说你不是英雄,是叛徒,还说你那战斗英雄是在部队里靠自我吹嘘当上的,后来有外国记者把你在苏联的表现给拍照下来,捅破了你的牛皮。说你其实就是叛徒。’
我侄女是小学三年级学生,而玉兰和她是同班同学。三年级的学生怎么知道我是叛徒?还不是听大人们说的。听着这话,我不能再装傻吊了。否则,到了明天,连三岁的小孩都会说我是叛徒。于是,我当即找到了玉兰家。当时天已经黑了,我站在玉兰家门前,对玉兰她妈说,‘玉兰妈,我找玉兰问句话。’玉兰妈说,‘问啥话?’我说,‘你不管,我只问一句话。’玉兰妈就把玉兰叫了出来。玉兰见我站在门口,吓得不敢出来,是她妈把她拉了出来。我就当着她妈的面问她,‘玉兰呀,你咋说我是叛徒呢?’玉兰吱吱唔唔回答说,‘我是听别人说的。’我就问,‘你听谁说的?’玉兰不敢说,还是她妈逼着她,说,‘你说话呀,你到底听谁说的?’玉兰哭着说,‘是翠花给我说的。’
翠花也是她们班的同学。我要去找翠花,可玉兰妈拦住了我,说,‘大兄弟,你别去找人家了,说你是叛徒这话,都在村里传成啥了,连外村的人都知道了。只是你自己还蒙在鼓里。’
连外村的人都知道我是叛徒了,可我自己还蒙在鼓里。难怪近一两个月来,村里人总是躲着我,对我爱理不理的,原来他们都在把我当成了叛徒。我一整夜都没睡好觉,就感觉天要塌下来了一样。
第二天一早,我就来到了大队部,找到大队书记,大队书记说这事他管不了,要我找公社。我就去找公社,可公社书记说,‘这事你得找县武装部,让他们给你证明一下。’我又去了县武装部。武装的一个副部长却对我说,‘你到底变没变节,我们又不知道,咋能给你开这个证明?’
跑了一天,不但没办成事,反把我气得胃疼。听着他们那话,好象连他们都在怀疑我有变节行为。我真是哭天无泪,让人打掉了牙齿还得硬要往肚子里咽。
没过几天,我因分活跟生产队长争吵起来,本来这事也不是什么大事,可他竟然当着生产队里那多人的面,用教训的口气对我说,‘你个叛徒,败类,还不服从改造是嘛?’我一听他骂我是叛徒和败类,就一下冲过去,抓住他的衣领,喊道,‘你凭什么说我是叛徒、是败类?老子身上有伤,还有荣获二等功的荣誉证。’生产队长把我用力甩开,用蔑视的口气说,‘别吹了,你是英雄,咋不见你入党,不见你当官呢?你见哪个英雄是回乡当农民的?’我气得肺都爆炸了。我对他说,‘好,老子让你看看老子是英雄,还是叛徒。’
我气得要发疯了,回到家,牵着家里的羊,抓住几只正在下蛋的母鸡就往集上跑。妻子见我急红着眼睛,要把家里这点值钱的东西要往集上送,就要劝阻我,可我啥话也听不进,歇斯底里地喊道,‘难道你也让我上吊不成?’听着这话,妻子也没敢再拦我。
我把羊和鸡卖了四十元钱,便买了张火车票去了乌鲁木齐,又从乌鲁木齐军区乘军车来到了塔城军分区。政治部副主任见我来了,就很奇怪,问我,‘这大老远的,怎么就跑来了?’我掉着眼泪对他说,‘村里人说我是叛徒。’副主任问我,‘为什么?’我说,‘他们说我一没入党,二没当官,是英雄就不会回乡当农民,所以,就说我是叛徒。’副主任说,‘那你为什么不找当地组织?’我说,‘找了,可是连县武装部的副部长都说我变没变节他们也不知道。’副主任马上给我写了一份证明:袁国孝同志是我塔城军分区铁列克提边防站的战士,参加铁列克提战斗表现勇敢,身上多处受伤,被苏军俘虏之后,坚贞不屈,并荣获二等战功。特此证明。新疆军区塔城军分区政治部。
从塔城回到家里,我把证明拿给生产队长看,拿给村里其他人看,让他们知道我不是叛徒,是英雄。然后,我就把证明拿到大队和公社,让他们看。最后县武装部把这份证明留下存入了档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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